《国际经济评论》肖立晟：关注全球经济的潜在风险

原标题：《国际经济评论》肖立晟：关注全球经济的潜在风险（缩略版）

作者：肖立晟

来源：国际经济评论

编者按：2020年12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中国世界经济学会联合组织“‘十四五’时期全球与中国经济展望与对策”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的重大关注问题，从新冠肺炎疫情的宏微观影响、疫情后的全球经济前景、“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的政策重点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

关注全球经济的潜在风险

作者简介：肖立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2020年，传染病让经济暂时性中断，从而引起供给和需求的变化，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基本没有太多参照系可以考察。需求和供给在这一过程中有可能错配，至少是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货币政策不会收紧，中国有良好的外部环境。徐高认为海外会持续宽松，但通胀会起来。

就这一问题谈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主要国际金融机构和美联储对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联储在6月份的时候认为2020年美国的经济增速是-6.7%左右，到9月份变成了-3.7%。我预计2020年美国经济萎缩程度大概也就在-3.5%左右。尽管疫情看上去愈演愈烈，但看上去美国经济还是在稳健复苏，这也印证了黄海洲和徐高两位所讲的2021年需求上升会比较快。这其中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针对疫情的经济预测经常需要调整。这说明，疫情暴发之后被感染的人群和经济复苏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不再是线性的。二次疫情暴发之后，很多国家的经济并没有放缓，美国各州的经济指数和病死率相关性更强，而不是感染新增人数。疫苗、医疗条件和对于疫情的适应程度可能也改变了经济对于疫情的影响程度。

再看全球经济。疫情前，全球经济的特点是更多由中国或美国提供总需求，包括2008年时中国的4万亿刺激计划，2015年美国率先复苏，对应的是欧洲提供生产。而这次欧洲生产停滞，主要由中国提供生产，美国提供需求。从汇率、增长、通胀的表现都能看到，欧洲远远落在中美后面。但另外需要注意，如果说欧洲情况糟糕，是不是中国就一定能够特别好，是不是美国提供的需求就肯定能拉动中国的持续增长？估算新冠疫情后总体需求的扩张速度，我们预计美国经济总量如果想要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大概到2022年初。而从次贷危机恢复所花的时间稍微多一点，而这次金融体系没有出问题，因此经济能够迅速恢复。需要进一步分析和判断，政策会不会来得快去得也快？

通胀的产生主要跟美国的财政政策相关，财政政策影响的就是通胀。美国所有行业的工资水平中，涨得最快的是超市、零售行业，因为其工作不可替代，另外政府还给发钱。另一个典型是航空，航空工资基本没涨，但也没跌，它的失业率上升了10%，虽然很快但工资基本没有降。如果说通胀主要是源于纾困政策，2021年美国经济继续实施纾困刺激，通胀肯定会起来，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是消费端的，不同于中国4万亿刺激是在投资端，消费端更多拉动CPI价格水平的上升，而美国、中国PPI的上升速度都不是很快。和徐高预测的趋势一致，我们的研究测算是2021年3月份时CPI同比触底反弹，PPI要到2021年三季度开始转为正数，环比已经转正继续上升。当然形势会发生变化，2021年如果后续进一步演进，价格可能会涨得快一些。

还有美国僵尸企业。美国僵尸占股票市值20%~30%，限制货币政策的扩张，理论上，当僵尸企业增加时不应该实施紧缩货币政策，而应该尽量让利率持续下行，维持这些僵尸企业，增加就业人口，等到经济好了再解决僵尸企业问题。反过来讲，如果经济真的好了，通胀上行拉动了十年期国债利率上行，很有可能美国企业会出问题，这部分僵尸企业的不良率会慢慢暴露。

关于失业率的讨论不多，但也很重要。IMF预计2021年美国的失业率是7.3%，欧洲会进一步上升到9%。这么高的失业率代表了全球潜在产出缺口为负，还谈不上过热。这里的失业有结构性的，也有永久性的。美联储和IMF也讲到，这部分失业可能会使得一部分人永久性退出就业市场，对于美国下一阶段的货币政策也会形成一定的制约。

最后一个是各国的财政问题。考察美国财政支出的结构，大概85%的财政支出投向国防、社会保障这些财政乘数比较低的领域，对于新兴产业、基础设施、教育行业投入非常少。当时奥巴马上台的时候说要搞基础设施建设，结果“七八年时间一公里的路都没修”，这是美国人自己的评价。其中，15%的财政支出是国防财政；60%左右是医保、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相当于转移支付的部分；8.5%是借新还旧的利息支出；剩下0.2%是生物医药科技、公共基础设施、高铁等。这种支出结果极其不合理。

这么不合理的支出结构，对于整个经济增长的驱动可能就没有那么乐观了，这些转移支付的财政乘数接近于平的。下一阶段民主党主张增税，共和党主张减税，政策主张是相互冲突的，不排除再出现“财政悬崖”的问题，使得政府在开支方面受到一些约束。这对全球增长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2021年，中国财政肯定要慢慢退出，各项纾困政策已经在考虑退出，货币政策也在考虑退出。从公共支出的角度，全球刺激相比2008年略有下降。

总体而言，2021年相对来说是复苏之年，形势好于2020年，各项指标相对稳健上升。但相对来说，我的乐观情绪少一点。资本市场肯定非常好，这一点毫无疑问；但从总需求、增长、失业和通胀的角度来说，可能依然值得关注的风险因素。

关于中长期的增长和汇率之间的关系。最近做了一项研究，把劳动生产率分解成TFP和资本开支、人力资本三个要素，中国人均GDP从当前的13000国际元翻番，15年内达到26000国际元。国际比较的结果是，发达国家用了大概25年的时间，东亚国家大概用了16年时间，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大概用了15年时间。相对追赶型经济体而言，15年的时间确实比较合适。

再看具体指标TFP。整个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东亚国家的TFP增长率是1.2%左右，劳动增长率是4.4%左右。但中国在13000国际元的时候TFP的增速是0.82%，同期东亚国家TFP增速是2.82%，对应的资本开支是4.24%，东亚国家是3.12%。也就是说，在未来的时间要想维持这么高的经济增速，像其他追赶型的经济体那样快速实现经济翻番，要么提高TFP，但这很难，尤其在科技封锁的背景下；要么是增加一部分资本开支，这也是东亚国家之所以能够比发达经济体早十年翻番的经验，最重要的是资本开支比发达国家多一倍，这是过程中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

如果想在15年内翻番，资本开支毫无疑问必须要大幅提升。去杠杆已经把空间留出来了，未来打算用。打个比方，假设未来几年时间能够全部控制风险，压住债务，投资增加的过程中储蓄率不可避免下降。因为储蓄率是由人口结构决定的，所以投资跟储蓄之间的缺口未来一段时间很有可能会上升，投资储蓄缺口上升会使得经常账户可能出现逆差。这是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取决于政策执行的力度和方向。如果顺着这个目标推演，很有可能出现经常账户逆差，相对应的就是货币贬值。增长不能够依赖于投资，而要依赖于TFP，但根据过去的经验如果完全依赖TFP，翻番的过程要慢一点，不会那么快，可能像发达国家一样需要25年甚至更长时间。如果想快，压力可能就会大一点。

在下一阶段考虑达到高速增长目标时，需要更加客观和仔细看待汇率变化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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