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先生千古：什么叫「改革」，什么叫「广东」。︱刘德科

新华社华盛顿 12 月 20 日电：著名中国问题学者傅高义逝世，享年 90 岁。

书架上恰有躺着几本傅高义（Ezra F. Vogel）先生的书，有写日本的，有写中国的；写邓公的那本，是旷世巨著，我辈孤陋，惟有焚香沐浴拜读；所以，还是择那本年代更久远的《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翻一下。

《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是写 1978-1988 年的断代史。虽事移世易，但读来仍然无限感慨。

《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美〕傅高义（Ezra F. Vogel）著，凌可丰 丁安华 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2008年6月第2版，2013年2月第3次印刷，¥49.80

「我不是埃德加·斯诺」

傅高义先生在书中清楚地交代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的奇妙因缘。

1983 年，中国广东省与美国麻省建立了姊妹关系。麻省的州长因为知道傅高义先生写过一本有关广东的书（《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还会说普通话，便邀他一起会见广东省来访的领导。

1986年，访问麻省的广东省领导问傅高义先生，是否有兴趣研究广东。当时广东省正希望吸引外资，但因为还没有出现良好的「投资气候」，很多外国人仍持谨慎态度。

傅高义先生是这么答复的：埃德加·斯诺去延安时，他是一名记者，他可以满腔热情地正面记下毛在做的事情；但我作为学者，我的工作是向人们提供一个不偏不倚的描述，包括正面的，也包括负面的。

当时的广东省领导很自信地说：如果外国人可以对广东的实况做出客观的报道，那将可能有助于改善这里的投资气候。（《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第二版前言）

广东省领导不是贸然发出写书邀约的。去美国之前，他们就已读过傅高义先生的那本《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有看原文的，也有看内部发行的中文译本的，他们对书中的观点未必全部同意，但都承认那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

他们中也有人读过傅高义先生写的另一本书《日本第一》，认为这本书的作用在于把日本的成功公之于世，因此他们也希望有一本写广东的书，有助于世人了解广东的成就。

傅高义先生答应之后，决定自付在中国访问的费用，以保持独立性。中国官员也同意不论傅高义先生如何写，也不审查他的原稿。

从 1987 年 6 月到 12 月，傅高义先生周游了广东省所有 14 个地区和地区级单位，以及三个经济特区。在广东的 100 个县中，他访问了 70 多个，并采访了 30 多个县级官员，包括一些贫困县。但凡他要求去的地方，没有人设卡，都成行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导言）

了解了这本书的来历背景，你就更懂什么叫「改革」，什么叫「广东」，什么叫「先行一步」。

几乎没有建造新住宅

第六章是表面上是写广州，但实际上写的是当时中国所有的大城市：「国家在政策上长期忽视基础设施和住宅建设。」

从共和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国家一直提倡要把广州从「消费城市」变为「工业城市」。在生产安排上，基础工业品的生产优先于消费品的生产。在新建工厂时，一直是执行「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领导干部们认为，一旦重工业建设好，人民的生活就会改善。

甚至，连在城市里修路都会被划入改善生活的范畴。1950 年广州市中心建成了横跨珠江的大桥，但从那时起到 1984 年，再没有建造新桥，只是用几十艘小渡轮运载人们来往渡江。50 年代初期广州有 2.9 万部电话，1978 年电话数量依旧，却已使用了 30 多年。

到了 80 年代，广州大多数房屋已破旧不堪。除了广州市东部先建的干部宿舍与新建工厂的工人宿舍外，在 1949-1979 年期间几乎没有建造新住宅。与此同时，人口却翻了一番，使住房问题变得十分尖锐。

领导人在 1978 年的一次报告中承认：「我们没有认识到商品和消费对生产的刺激作用。」（《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P163-165）

所以，我们在第十章中可以读到「一位港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傅高义先生写道：许多外国和中国香港的商人在广东的单项工程中起了很大作用，但只有胡应湘一人对全省的发展进程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胡应湘是香港房地产与建筑业巨富，他在广东格外钟情于基础设施建设：他在广州广交会正对面投资兴建酒店，在深圳罗湖投资兴建海关大楼，在广州建环城高速公路，在深圳建火力发电厂……

许多广东官员对于霍英东与李嘉诚的褒奖，多过对胡应湘的赞扬；但傅高义先生认为胡应湘在促进广东发展所起的的创业性作用，比霍英东与李嘉诚更大更深远。（《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P269-271）

从物质的角度看，傅高义先生在书中所写的这些状况，如今已经彻底改观；但若从观念的角度看，如今「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变为褒义词，但「住宅建设」在很多语境下仍然是贬义词。

捐款不如做生意

在第七章，我们可以约略读到：汕头与深圳同为经济特区，其成就为何远不及深圳？

傅高义先生提供了一些视角：汕头在 20 世纪初发展很快，是一个港口和商业中心；到了 30 年代，在省内仅次于广州。1950 年以后，由于领导人担心台湾的渗透和来自台湾海峡的直接袭击，汕头一直与外界完全隔绝，其封闭程度远超珠江三角洲。

到 80 年代中期，汕头港口改建，机场开辟了飞香港、曼谷与新加坡的航线，汕头才开始缓慢地恢复与外部世界地贸易往来。

汕头地方官员对向外发展虽满怀希望，但他们发现，香港地区和东南亚的潮汕后裔离家乡太远，一时难以建立像香港和珠三角之间那样的密切联系。况且，在国外功成名就的潮汕人，在银行界的居多，工商界的较少。

汕头人李嘉诚在 80 年代捐献给汕头的款项有 3 亿多元，建了一所大学、一座桥、一间医院与一座寺庙。他的行为更多地像一般海外华侨，而不像一个商人。他的捐款虽受到热烈欢迎，但对该地区的发展影响不大。（《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P198-199）

如果我们把傅高义先生的意思说得更明白一些，大概是：捐款不如做生意。捐款是乡情，但就城市的命运而言，乡情反而更可能是一种包袱，它无私而安静，却缺乏激情与征服欲。

改革开放是根

2007 年，傅高义先生在《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中文版第二版前言中写道：「新的一代人都已经长大……这本书可以让他们更好地了解改革开放刚开始的那个年代，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根。」

我们轻轻地缅怀一下书架上又一位离开这个世界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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