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华盛顿 12 月 20 日电:著名中国问题学者傅高义逝世,享年 90 岁。
书架上恰有躺着几本傅高义(Ezra F. Vogel)先生的书,有写日本的,有写中国的;写邓公的那本,是旷世巨著,我辈孤陋,惟有焚香沐浴拜读;所以,还是择那本年代更久远的《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翻一下。
《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是写 1978-1988 年的断代史。虽事移世易,但读来仍然无限感慨。
《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美〕傅高义(Ezra F. Vogel)著,凌可丰 丁安华 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2008年6月第2版,2013年2月第3次印刷,¥49.80
「我不是埃德加·斯诺」
傅高义先生在书中清楚地交代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的奇妙因缘。
1983 年,中国广东省与美国麻省建立了姊妹关系。麻省的州长因为知道傅高义先生写过一本有关广东的书(《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还会说普通话,便邀他一起会见广东省来访的领导。
1986年,访问麻省的广东省领导问傅高义先生,是否有兴趣研究广东。当时广东省正希望吸引外资,但因为还没有出现良好的「投资气候」,很多外国人仍持谨慎态度。
傅高义先生是这么答复的:埃德加·斯诺去延安时,他是一名记者,他可以满腔热情地正面记下毛在做的事情;但我作为学者,我的工作是向人们提供一个不偏不倚的描述,包括正面的,也包括负面的。
当时的广东省领导很自信地说:如果外国人可以对广东的实况做出客观的报道,那将可能有助于改善这里的投资气候。(《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第二版前言)
广东省领导不是贸然发出写书邀约的。去美国之前,他们就已读过傅高义先生的那本《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有看原文的,也有看内部发行的中文译本的,他们对书中的观点未必全部同意,但都承认那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
他们中也有人读过傅高义先生写的另一本书《日本第一》,认为这本书的作用在于把日本的成功公之于世,因此他们也希望有一本写广东的书,有助于世人了解广东的成就。
傅高义先生答应之后,决定自付在中国访问的费用,以保持独立性。中国官员也同意不论傅高义先生如何写,也不审查他的原稿。
从 1987 年 6 月到 12 月,傅高义先生周游了广东省所有 14 个地区和地区级单位,以及三个经济特区。在广东的 100 个县中,他访问了 70 多个,并采访了 30 多个县级官员,包括一些贫困县。但凡他要求去的地方,没有人设卡,都成行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导言)
了解了这本书的来历背景,你就更懂什么叫「改革」,什么叫「广东」,什么叫「先行一步」。
几乎没有建造新住宅
第六章是表面上是写广州,但实际上写的是当时中国所有的大城市:「国家在政策上长期忽视基础设施和住宅建设。」
从共和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国家一直提倡要把广州从「消费城市」变为「工业城市」。在生产安排上,基础工业品的生产优先于消费品的生产。在新建工厂时,一直是执行「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领导干部们认为,一旦重工业建设好,人民的生活就会改善。
甚至,连在城市里修路都会被划入改善生活的范畴。1950 年广州市中心建成了横跨珠江的大桥,但从那时起到 1984 年,再没有建造新桥,只是用几十艘小渡轮运载人们来往渡江。50 年代初期广州有 2.9 万部电话,1978 年电话数量依旧,却已使用了 30 多年。
到了 80 年代,广州大多数房屋已破旧不堪。除了广州市东部先建的干部宿舍与新建工厂的工人宿舍外,在 1949-1979 年期间几乎没有建造新住宅。与此同时,人口却翻了一番,使住房问题变得十分尖锐。
领导人在 1978 年的一次报告中承认:「我们没有认识到商品和消费对生产的刺激作用。」(《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P163-165)
所以,我们在第十章中可以读到「一位港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傅高义先生写道:许多外国和中国香港的商人在广东的单项工程中起了很大作用,但只有胡应湘一人对全省的发展进程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胡应湘是香港房地产与建筑业巨富,他在广东格外钟情于基础设施建设:他在广州广交会正对面投资兴建酒店,在深圳罗湖投资兴建海关大楼,在广州建环城高速公路,在深圳建火力发电厂……
许多广东官员对于霍英东与李嘉诚的褒奖,多过对胡应湘的赞扬;但傅高义先生认为胡应湘在促进广东发展所起的的创业性作用,比霍英东与李嘉诚更大更深远。(《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P269-271)
从物质的角度看,傅高义先生在书中所写的这些状况,如今已经彻底改观;但若从观念的角度看,如今「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变为褒义词,但「住宅建设」在很多语境下仍然是贬义词。
捐款不如做生意
在第七章,我们可以约略读到:汕头与深圳同为经济特区,其成就为何远不及深圳?
傅高义先生提供了一些视角:汕头在 20 世纪初发展很快,是一个港口和商业中心;到了 30 年代,在省内仅次于广州。1950 年以后,由于领导人担心台湾的渗透和来自台湾海峡的直接袭击,汕头一直与外界完全隔绝,其封闭程度远超珠江三角洲。
到 80 年代中期,汕头港口改建,机场开辟了飞香港、曼谷与新加坡的航线,汕头才开始缓慢地恢复与外部世界地贸易往来。
汕头地方官员对向外发展虽满怀希望,但他们发现,香港地区和东南亚的潮汕后裔离家乡太远,一时难以建立像香港和珠三角之间那样的密切联系。况且,在国外功成名就的潮汕人,在银行界的居多,工商界的较少。
汕头人李嘉诚在 80 年代捐献给汕头的款项有 3 亿多元,建了一所大学、一座桥、一间医院与一座寺庙。他的行为更多地像一般海外华侨,而不像一个商人。他的捐款虽受到热烈欢迎,但对该地区的发展影响不大。(《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P198-199)
如果我们把傅高义先生的意思说得更明白一些,大概是:捐款不如做生意。捐款是乡情,但就城市的命运而言,乡情反而更可能是一种包袱,它无私而安静,却缺乏激情与征服欲。
改革开放是根
2007 年,傅高义先生在《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中文版第二版前言中写道:「新的一代人都已经长大……这本书可以让他们更好地了解改革开放刚开始的那个年代,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根。」
我们轻轻地缅怀一下书架上又一位离开这个世界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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