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储银行周琼：“十四五”期间银行业的重大机遇与挑战

原标题：银行家论坛 | 周琼：“十四五”期间银行业的重大机遇与挑战

来源：银行家杂志

“十四五”规划建议基调已定，银行业任重而道远。商业银行肩负着哪些时代使命，又将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为此，我刊于2020年11月15日举办了“银行家月度论坛”，以“‘十四五’规划与银行业发展”为主题，邀请业界精英汇聚一堂，就“十四五”规划解读、银行业如何更好地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等话题奉献精彩的观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战略发展部总经理周琼应邀出席会议并发言。

以下为嘉宾发言摘要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战略发展部总经理

周琼

“十四五”规划建议是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十四五”期间，对商业银行来说，是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商业模式重塑的重要时期。

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推进新型城镇化

《建议》提出，展望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城镇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基尼系数经历了先升后降，2008年为基尼系数高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基尼系数低于美国，高于日本、德国、英国等。我国基尼系数较高的重要原因是区域发展不平衡，而区域发展的差异包括东中西部、大中小城市以及城乡的差异。2019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城市的37.8%，所以要实现共同富裕，首先要缩小城乡差距。缩小城乡差距，不仅要依靠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更要依靠农村人口向城镇、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的转移。

中国的农业就业人员占就业人员的比重从1980年的68.7%下降到了2019年的25.36%，英国、德国、美国、日本仅为1.03%、1.21%、1.34%和3.42%。相应地，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2019年达到60.6%，发达国家均在70%甚至80%以上，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还有很大的空间。与2009年相比，2019年中国的本地农民工人数增长了38%，外出农民工人数增长了20%。在本地就近务工，生活成本更低，幸福指数更高，也更容易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因此，银行在服务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方面大有可为。“人的城镇化”，首先要解决的是就业。从OECD统计的40个国家2015~2019年自雇佣者占比数据看，自雇佣率与人均GDP显著负相关，随着人均GDP上升，自雇佣者占比下降。虽然存在着随着经济的发展大中企业就业人数占比更高、企业集中度提高的一般规律，但各国由于产业选择、文化传统的较大差异，加之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和移动互联时代商业模式的改变，新创业的小微企业数量、自雇佣者也会增长，如英国已出现了自雇佣者占比的上升。在城市，银行既要通过服务于大中型企业批量化吸收劳动力，也要服务于小微企业灵活有弹性地吸纳劳动力；在农村，银行既要服务于现代农业，也要服务于小农户。通过以数字化、平台化方式服务于“公司+农户”、农业产业链，更高效集约地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在农业人口转移的同时保障重要农产品的供给安全。其次要满足居民住房、交通、教育、医疗、养老等生活需要。银行在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供需两端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需求等方面都有大量的业务机会。

高质量发展和稳杠杆

“十四五”时期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一个重要内涵是从高度依赖债务的规模扩张、“从1到N”的复制转变为更加依靠内源性资本积累的效益提升、“从0到1”的创新。

据BIS统计，2020年3月末，中国非金融部门宏观杠杆率为274.4%，接近于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276.3%），比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平均水平（196.1%）高出78个百分点。其中，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为159.1%，远高于各主要经济体（日本为105.3%，美国为78.3%，德国仅为60.5%）；居民杠杆率为57.2%，略低于日本（59.3%），已超过西班牙、德国、希腊等发达国家。英美国家传统上居民杠杆率较高，在金融危机后经历居民去杠杆，美国的居民杠杆率从2008年的95.4%下降到了75.2%。中国的政府杠杆率为58.2%，虽略高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平均水平，但远低于发达经济体。

中国较高的宏观杠杆率是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助力，但也积聚了风险。非金融部门的负债主要体现为银行业的资产。中国银行业资产规模相当于美国、日本、德国之和。国有银行在上市前基本解决的“常青藤”贷款问题再次出现，大量企业依靠银行贷款和发债“借新还旧”，现金流只够付利息。近年来，大中型企业债务违约频出，要平稳降低企业杠杆率，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此外，消费贷款近年来增长过快，债务负担使得居民在面临工作生活变动风险时非常脆弱。促进消费应主要依靠提升居民收入，适当的消费信贷有助于居民实现整个生命周期内消费的最佳配置，不能以过度的消费信贷来弥补有限的挣钱能力和无限的消费能力之间的鸿沟。虽然政府部门有一定的加杠杆空间，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逐步显性化，风险还在化解之中。这在以适当的方式退出“僵尸企业”、高风险客户，识别值得支持的客户等方面对银行提出了很大挑战。

银行要支持实体经济，同时保持高质量发展，最终要依托于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特别是大量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美国入榜企业占企业数量的24.2%，占营业收入的29.45%，利润占比高达40.98%；中国入榜企业占企业数量的24.8%，占营业收入的24.91%，利润占比仅为21.43%。2019年末，中国四家大型银行的资产规模是美国四大行的1.64倍，但市值仅为其74%。2020年以来，受疫情影响，全球银行业估值普遍下降。由于中国疫情控制得力，经济恢复正增长，美国疫情迟迟未得到控制，经济受到严重影响，2020年10月末，中国四大行市值超过美国四大行，达到它们的1.04倍。

支持创新和服务资本市场

中国一直是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建议》重申“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方向。截至2020年10月末，我国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仅占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2.9%，企业债券融资占9.8%，本外币贷款仍占60.9%。

《建议》还提出“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促进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应用”。企业在整个生命周期内，需要有不同类型的金融服务，传统、重资产的产业更适合间接融资，新兴、轻资产的产业更适合直接融资。所以，发展直接融资，既有利于分散风险，避免风险高度集中于银行体系，又有利于支持科技创新。

目前，发达国家基本都实现了金融的混业经营。在2019年全球前十大投行中，摩根大通、花旗集团、美国银行、巴克莱银行均为综合性银行。2019年，在摩根大通的四大业务板块收入占比中，消费者与社区银行占47%、商业银行占8%、企业与投资银行占32%、资产与财富管理占12%，后两个板块都与资本市场有密切关系。因此，中国的大型商业银行要想进一步提升竞争力，站在全球的金融制高点，深刻理解金融市场运作，更好地服务于投融资两端的公司和个人客户，必须参与和服务资本市场。一些大中型商业银行已在香港设立投行子公司，未来内地还需要允许银行集团持有投行牌照。

金融科技与商业模式变化

《建议》提出建设数字中国，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发展无接触交易服务。金融作为服务业的一部分，数字化进程走在各行业前列。中国银行业离柜率在2019年已经达到89.77%，剩下的10%是因为部分农村居民、老年人仍较习惯于物理网点人工服务以及部分业务按监管规定必须面签。新冠疫情更加速了客户行为方式和商业模式的改变，银行业务全面呈现线上化、数字化、智能化、场景化、个性化特点。

移动互联时代，科技应用于金融，已经不只是将业务从线下搬到线上，由人工改为由计算机系统、人工智能自动处理，而是引起了银行业核心竞争力、竞争态势的根本性变化，商业模式面临重构。一方面，先进银行加大数字化转型和金融科技投入力度，将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广泛应用于各业务环节，加深了客户洞察，提升了客户体验，管理上也在向数据驱动决策转变，以数据支撑精细化管理。另一方面，银行在互联网巨头的跨界竞争中，原有优势大为削弱，从支付就开始后端化，缺乏对客户在场景中大数据的掌握。银行或积极搭建自身场景，或做开放银行融入外部场景，以导入客流，但即使如此，其仍面临一系列有待解决的问题。头部互联网公司借助电商或社交高频应用的黏性优势搭建了强大的生态圈，而金融服务除了一些复杂的高附加值的个性化服务相对比较同质，建立生态圈难度较大。银行必须充分研究挖掘利用自身优势，例如：依托网点开发微商圈，发挥线上线下一体化的优势；依托公司客户，嵌入企业上下游经营活动，和产业链供应链结合。但这种跨界、融合，在增加便利性的同时，也可能使得风险更为集中和易于传导。依托历史数据建立的模型在宏观经济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候，也可能失效。

此外，线上服务弱化了地域属性，使得大中小银行的竞争加剧。区域性小银行原来在线下掌握的客户非结构化信息，越来越变成结构化信息。大银行以其强大的科技实力、资金实力和数据优势，通过“撇脂”“掐尖”获取优质客户，而中小银行必须更加发挥深耕地方的优势才能占有一席之地。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些中小银行丧失竞争能力，被收购；大中型银行的经营业绩，也会进一步分化的情况。

“十四五”时期，银行需要继续改革转型，加强研究，把握大变局中的业务机遇，对面临的新挑战创造性地给出各方共赢的解决方案，为实体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国有大型银行在承担社会责任，服务国家战略的同时，要提升战略管理能力，真正成为国际一流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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