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相对贫困应更注重基层视角

解决相对贫困应更注重基层视角

宋珏遐

11月23日，贵州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贵州省已完成剩余9个贫困县退出贫困序列。这意味着，全国22个省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

自1978年开始，我国的扶贫事业已走过了40余年，累计减贫超过7.5亿人，对全球减贫贡献逾七成。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帮助这么多人脱贫，这对我国和全球都具有重大意义。除了量化成效之外，我国也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如产业、就业、消费扶贫以及兜底保障机制等，在打赢脱贫攻坚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中央长期高度关注和各地持续实践创新推动下，我国脱贫攻坚经历了救济扶贫、开发扶贫和精准扶贫等政策阶段。在整体工作推进过程中，各级政府、组织和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力量都被动员起来，脱贫攻坚工作呈现出全国一盘棋、以政府为主导的特征。这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极为重要。在脱贫攻坚即将转入解决相对贫困“持久战”的关键时点，必须看到，部分地区还存在内生发展动力不足、搞数字脱贫、脱贫成本过高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逐步化解，才能确保相对集中资源在未来得到更有效的配置。

事实上，解决相对贫困的艰巨性并不亚于消除绝对贫困。一方面，差异化发展考验着地方智慧。在消除绝对贫困、统一可量化的目标已完成的情况下，面对差异化发展现状和需求，如何根据自身情况定义相对贫困、决策发展诉求的优先级，就成了县域地区特别是基层组织必须面对的问题。另一方面，前期遗留的问题亟待缓解。尽管中央反复强调，防止“冲刺”抢跑急于“清零”，但实际中仍存在这样的现象。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个别地区通过虚设过多公益岗位，抬升贫困户收入；部分地区所投资的扶贫产业并不适合或仍未形成与市场对接的基础，不当使用消费扶贫机制提升项目回报率。下一阶段，除了兜底保障机制涉及的人群和事项之外，还应根据当地自然禀赋等要素，发掘并逐步形成长期可持续的增收产业，并依据人口结构和现实状况推动公共服务补短板和改进乡村治理，以构建更具针对性、更有力度的帮扶机制。

由此来看，相较于消除绝对贫困，在解决相对贫困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和组织的作用可能会发生调整，中央和省、市级政府应更多立足于立法、长效扶贫机制设置、保持财政投入力度以及扶贫政策调整等方面；而基层政府和组织的主观能动性应得到更多的发挥。

为了能够更高效地从基层视角解决相对贫困，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尤为需要注意。一是通过完善监督机制，提升行政管理的数字化水平，为基层政府和组织留出更多解决相对贫困的时间和精力。在消除绝对贫困阶段，由于参与方众多，部分地区扶贫干部经常被困于重复的督导和材料整理工作中，很大程度上占用了其引导产业发展、规范乡村治理的时间和精力。目前，我国行政管理数字化水平正在快速提升，这一优势在脱贫攻坚工作中也应得到充分运用。应运用技术建立定期的信息资料上传和汇报机制，让扶贫干部有更多精力投入到实际工作中。二是要让各地能够根据情况敢于创新、改革，实现差异化发展。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消除绝对贫困阶段，个别省份要求贫困县采取统一的产业发展路径，但由于不同的禀赋条件，要想实现长期增收，需要基层政府和组织有魄力推动不同类型的产业发展。这就需要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宽容干部在创新中的失误错误，让他们在充分调研和咨询的基础上，尽可能提出自己的想法，形成针对性发展思路。

此外，金融也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从消除绝对贫困到解决相对贫困，有限的财政资源将更多用于公共设施、服务建设等领域。如果一个欠发达地区出现资金外流，可能较难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支持产业发展方面，金融应发挥自身在资金配置方面的优势，将更多社会资金引入支持地方可持续发展和更为市场化的扶贫产业发展项目中，特别是要发挥其在项目识别、风险管理等方面的作用。而针对那些以外出务工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地区，当地金融机构在服务本地区产业经济发展之外，还要格外关注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外出务工人群及其家庭的消费或创业经营性贷款需求，以平滑其收入波动，增强发展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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